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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科大最“富有”的老师:有200万张学生照 能点出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

中国青年报 | 2019-01-04 09:09:03

很多人说,龚太平可能是武汉科技大学(以下简称“武科大”)最“富有”的老师。

200万张学生照片,塞满4台办公室电脑的内存,备份用去10个2000G的移动硬盘。3700份DVD光盘、500多盘录像带,挨个编了序号,龚太平退休时一打包,把它们整齐地码在4个大纸箱里,贴上标签堆在家里的空房间,乍一看,像是被密封的藏品。

给学生拍毕业照的龚太平。

给学生拍毕业照的龚太平。

先后有1.5万余名学生走进他的镜头,“整整40年的大学生校园记忆。”

龚太平的办公室墙上,是一张挨着一张的校友毕业聚会合照;桌上摞着好几本厚厚的相册;电脑上还接了两个移动硬盘,存的都是学生照片。

有人来拜访,他会引着先从墙上的毕业同学聚会照看起。如果问起照片里校友,64岁的老教师能说出校友的名字,当年就读的班级,现在的工作单位……

1977年,全国恢复高考,成千上万青年的命运由此改变。而在湖北武汉,一个医学院老师,也是从这年开始拿起相机,记录起每届大学生的笑脸和属于他们的时代烙印。

40年,高等教育发生了什么,改变了什么,留下了什么……这一切都浓缩在龚太平的镜头之下,也改变着他的人生。

龚太平不像个64岁的退休老人,说话语速超快。背出勒痕的双肩包里装着相机,塞满电池和数据线。

在龚太平的记忆里,那是一个激情迸发的时代:学生拼命学习,不上课就自习,借着楼道的灯光看书,渴了就跑到水龙头底下,伸长脖子喝自来水;胆子大的女生,上完解剖课,把搬得动的头颅骨、四肢骨扛回宿舍,琢磨人体的构造;中国女排连胜时,一群人在校园里欢呼、奔跑,有人拿着解剖室里的骨头把脸盆敲得震天响,棉被甩起来,棉絮从窗户簌簌地成片落下。

“如果把学生生活、校园点滴用照片记录下来, 过个二三十年再拿出来,会非常漂亮。”20岁出头的龚太平觉得,这个事儿有意义。

他买不起相机,只能厚着脸皮借来学习;花了2角钱买本《摄影的基本知识》,去照相馆和摄影师交朋友,偷偷地学了些技术。

没有暗房,他用两片玻璃加上感光片夹住底片,躲在被窝里,等阳光足了,一掀被子,嘴里数着“一秒、两秒、三秒……”,凭感觉控制曝光时间。

后来有了实验室,他试着将细胞染色体成像技术用在人像上,配置药水,控制用量,摸索了一段时间,能像样地把照片洗出来。

1986年,龚太平第一次拿到专属自己的相机。严格来说,那是研究室显微镜上摄影机器的镜头,取下来,组装好,凑合着也能当相机用。

为此,他还提前跟领导做了汇报。领导觉得,有人拍校园也是好事,准了。

实验室以外的时间,学生和照片渐渐成为龚太平生活的轴心。

第一张留存的黑白毕业照上,300多名学生齐刷刷地站在水泥操场上,背景是3层教学楼。

走到哪儿,他的相机都背在身上,为学生摄像、录影。一路拍下来,可以给学生做本5年大学生活相册。100多页的册子,按照时间线,清楚地罗列出故事:班级联合烧烤、迎春晚会、第一次实习……龚太平埋头选片、制图,常常一抬头才发现外面漆黑一片。他把被子搬到办公室,累了就在办公室沙发上躺一会儿,总能抢在毕业前夕,将光盘、纪念册无偿送给学生。

越来越多的人知道,学校有个爱拍照的老师。

学校有活动,宣传部总记得给他打电话,他背上相机包就赶过去。有时,没人邀请他,他知道有活动,也去。很多学生都记得拍毕业照时的一个场景:学校请的专业摄影师在正中位置拍,龚老师的三脚架支在旁边,也拍。

有校友打趣:“感觉没有龚老师的活动,都不像活动了哩。”

有班级专门邀请他去拍毕业照,他特高兴。架着三脚架,看镜头,对着上百人的队伍高喊“右侧的同学再左移一点,好”。一会儿,声音又提高了几个分贝,“有的同学表情咋那么严肃,是不是龚老师欠了你们300斤大米没还哩。”这一说,大家都笑了。

临别前聚餐,同学搭着肩,互相爆着对方在大学的糗事,玩笑打闹间,眼泪不知怎地突然就滚了下来。龚太平举着相机,红着眼,拍着学生们彼此告别的画面,边哭边拍。

校园,在照片中以可见的速度蜕变着。从毛坯房迁到新大楼,从土足球场变成塑胶跑道。龚太平的相机从胶片机换成数码相机,照片由黑白变成彩色,还专门添置了打印机。

所有的照片,他都会仔细注明拍摄时间、内容,归类整理在硬盘、电脑里。有时碰见其他老师丢的照片,他也收集起来。

摄影展慢慢也办了起来。龚太平整理、排版,联系厂家,把照片都印在展板上,自费办了10多次。最热闹的时候,吸引了上千人来观看。他还制作了一份武科大明信片,校友回来了送,学生来了也送。

一次,校长接待从德国飞过来的导师,谈话间想起了他,跟身边人说“赶紧给龚老师打电话,让他过来帮忙拍个照,把他做的明信片也带过来”。

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。当一张张照片被摊开、细细欣赏的时候,龚太平看到了高校教育改革中,最鲜活的“鲤鱼跳龙门”的样本。

1999年,高校扩招。有资料显示,到2005年,农村大学生人数翻了6倍,首次超过城市学生。

在1999级的毕业照里,龚太平认出了本科8班的李强(化名)。这个来自湖北仙桃的农家子弟,每到暑假就早早赶回家,帮父亲摘梨子。父子俩把一筐筐梨子运到镇上卖,挣了钱,谁也舍不得花,全留着交学费。李强工作后,没两年就考上研究生,留在省里一家三甲医院。

福建小伙子张明(化名)也抓住了时代的机会。他父亲卖猪肉,母亲务农。最难的时候,家里连1个月的生活费也凑不上。5年时间,除了上课,他就窝在实验室、自习室、图书馆,拼命汲取知识。12年后,龚太平在学生婚礼上遇见他。他已是福州一家医院的外科骨干,娶妻生子,在繁华地段买了房。照片上那个腼腆的农村孩子踪迹全无。

“寒门出贵子,这样的例子太多了。”点开一张张毕业照,龚太平有些自豪,“每张照片背后都有故事。人叫什么,去了哪儿我都知道,几十年的积累都放在上面呢。”

一次经历,让龚太平开始观察到照片背后更深层的教育问题。

大一新生于欣(化名)刚结束军训,父亲在煤矿遭遇塌方,不幸遇难。龚太平整理了于欣军训、学习的照片,最珍贵的一张,是开学时抓拍到父女同框的一幕。照片里,父亲穿着深色的衬衣,提着装满棉被的大箱子,弯着腰陪在她身边,耐心地等她办入学手续。

待于欣处理好父亲后事返校,龚太平把她叫到了办公室,递上3张照片,“这2张照片给你和妹妹,上面有你的父亲,另外1张送给你妈妈,你和妹妹都在外读书,让这张照片替你陪着妈妈。”

把手放在和父亲唯一一张合影照片上,于欣哭了。

龚太平翻遍了学生档案,发现班里有半数学生都曾有留守儿童经历。他以记录者的姿态做了次尝试,给96位父母寄“家书”,手写了96封信,记录学生点滴,还给上百个家长打电话。也因此被质疑:这老师是不是管得太宽了?

临近退休,学院觉得没人比他更熟悉校友,于是返聘他为校友办负责人。这份工作没有工资,但他觉得很幸福,依然可以做和拍照相关的事。

2018年暑假,为筹备医学院校庆工作,64岁的龚老师在25天里打了1000多个电话。最累的时候,腿肿得吓人,都没力气去开办公室的门,把他惊出一身冷汗。

2018年10月26日,学校120周年校庆。他为回家的校友制作了照片集,用透明袋子仔细地装着。

学生们的回忆拼凑出这样一些细节:龚老师几乎不旅游,周末、节假日最爱办公室;吃饭就去食堂,一顿饭几元钱就打发了;一双皮鞋,一穿好几年;有一次去看校友,返程要打车,一摸口袋只有10多元零钱,还是院长临时救了急……

但“穷老师”时刻注意把办公室拾掇敞亮,衣服穿得整洁,还在会客桌上自制的纸盒里插上几朵鲜红色的假花。

他总担心有校友回来一看,“哎呀,龚老师怎么老得不像话了。”

有校友评价他:“热爱母校,对学校有远超乎他人的深厚感情。”2011级临床医学班班长陈维用“博爱”来形容龚老师,“他不只对自己的学生好,对其他学院的学生也好。遇到来学校游玩的校友,也帮他们拍照,再发邮件给他们。”

但这种不求回报的集体价值观,和这个时代一对比,总是反差很大。

40年来,他对自己的总结是:对得起良心,没有任何私欲,也不占任何便宜,总是希望能将学校的风景和文化展示给学生,给客人。

他觉得,不是自己管得太宽,是社会价值观变化太快。“找人监考,第一句话上来就问有没有钱。好像没有钱,这个事就不会有人去办”。

“但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坚持这种价值观呢?”谈到这里,他目光紧缩,叹了口气,身子重重地靠在椅子上,“是很孤独”。龚老师看着手中的茶杯,脸上露出了与年龄相应的暮色与松弛。

忙完校庆那天,是个阳光正暖的下午,微信群的消息一直响个不停,校友不停地刷屏:感谢龚老师,感谢学院,感谢母校。回家真好。

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,也不作声,一连看了几个小时,脸上写着满满的幸福。

  • 标签:武科大,200万张学生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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